宋朝公爵封号
868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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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八大家：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著有《左传》，编年体史书创始人。司马迁：西汉人，作《史记》，首创正史纪传体。班固：东汉人，著《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刘知几：唐代人，编著《史通》，我国第一个史学批评家。杜佑：唐代人，著有《通典》，为我国第一个记叙典章制度的通史。司马光：北宋人，编成《资治通鉴》，为编年史第一部巨著。袁枢：宋代人，著《通鉴纪事本未》，创立了纪事本未的体裁。顾炎武：明清学者，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都君(今属山东省)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而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东周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山东肥城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杜佑（735年－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出身于京兆杜氏，历任济南参军、剡县县丞、润州司法参军、主客员外郎、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饶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升任司空、同平章事。后又进拜司徒、度支盐铁使，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年），杜佑以太保之职致仕，不久病逝，追赠太傅，谥号安简。杜佑曾用三十六年撰成二百卷《通典》，创立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中国史学史的先河。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袁枢（517—567），字践言，梁吴郡太守君正之子，陈郡阳夏人也。美容仪，性沈静，好读书，手不释卷。家世显贵，赀产充积，而枢独居处率素，傍无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尝出游，荣利之怀淡如也。起家梁秘书郎，历太子舍人，轻车河东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军宣城王二府功曹史。侯景之乱，枢往吴郡省父，因丁父忧。时四方扰乱，人求苟免，枢居丧以至孝闻。王僧辩平侯景，镇京城，衣冠争往造请，枢独杜门静居，不求闻达。绍泰元年，征为给事黄门侍郎。未拜，除员外散骑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书。其年出为吴兴太守。永定二年，征为左民尚书。未至，改侍中，掌大选事。三年，迁都官尚书，掌选如故。顾炎武（1613.7.15-1682.2.15），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存在于各个朝代，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以唐朝的监察制度发展最为显著。唐代的谏官制度趋于成熟化，谏官职位实行专职化，谏官规模庞大，为唐代的繁荣昌盛创造了重要基础，也为现代监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汲取历代经验教训，因时制宜适时改革
唐王朝的鼎盛离不开君主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开放的心态和博大胸襟兼容外来文化浸润的治国之策。也是唐王朝君主适时推行改革，广开言路、知人善任、团结少数民族、重视对外交流的治国体现。
唐高祖建立唐朝后，从苛政、律令、官制、学校、军事、农业、金融等方面进行改革，初步完成唐代各项制度，为唐朝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策基础。
武德九年六月，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逼父立太子，最后让自己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皇位。即位之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为唐太宗。唐太宗上位的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严重违反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
为改变自己的形象，李世民便推行广开言路纳谏的治国理念。并且重用以犯颜直谏为名的魏徵，最终，君臣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在朝廷上，李世民经常与大臣讨论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和治国方针。在继承历代王朝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后，李世民提出国家政事要尽量地委托朝廷群臣出谋划策，皇帝不能独断专行。治国理政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
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李世民即位之初即制定了各项以人为本的治国之策，并且开创了纳谏之风。李世民集思广益、广开言路的纳谏制度、任人唯贤的准则及以民为本的思想，为唐代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使唐朝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世界最前列。被史书称为"贞观之治"年间的治理，使唐王朝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大国，也为唐太宗李世民树立了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历史形象。
人们经常使用到的"拾遗补阙"，这个现代成语在唐代是为皇帝服务的两个谏官的名称。谏官制度最早设立于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谏官制度初具规模。到了唐代，谏官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逐渐趋于成熟。
唐朝时期，谏官分别隶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下设散骑常侍、拾遗、补缺、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等谏官职位。
门下省是唐代正宗的中央言谏机构，主要负责审查政令，政令有不当之处，门下省有权退回或者是纠正。就是门下省的官员在敕书后面用黄色的纸写上批语，也叫做"批敕"。门下省主要的谏官有给事中和谏议大夫。给事中的主要工作是发表意见，但是拥有部分的司法权、检察权、人事审查权和封驳权。
唐代谏官制度的特点是，谏诤范围广，职权的行使相对独立而且位卑而权重，谏官制度的行使与封建君王统治的开明与昏暗息息相关。唐太宗李世民是古代一位善于汲取历代历史经验，并且具有开明的思想和深远的政治抱负的帝王。李世民的开明开创了"贞观之治"，也为谏官制度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唐太宗李世民推行"纳谏"，并且主动"求谏"。他要求朝臣不仅能"谏上"以利于国家发展改革的谏言，也要求朝臣能够"受谏"，以便及时改正自己不利于朝廷的言行及思想。并对大臣们说"你们要积极建言献策，也要虚心接受他人的谏言。不能因为他人的谏言，便护短不接受。如果不能受谏，又如何能够谏人呢？"
皇帝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朝臣就敢提不同的意见。李世民即位后，便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不负李世民所托，大胆建言献策，给李世民提的意见，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200多条。
以"谏诤为己任"的魏徵在当时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魏徵的谏言是有特色的谏言，那就是大胆直言，谏言中有皇帝顺耳的，也有皇帝不顺耳的。即使谏言不顺皇帝的耳，惹怒了皇帝，魏徵仍然能够神色自若地据理力争。
封建帝王的自尊心极强，魏徵在一次谏言中惹怒了李世民，李世民恼羞成怒，退朝后怒气冲冲地扬言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到后及时劝阻李世民说"魏徵直言建言献策，说明陛下是明君，可喜可贺啊！"李世民听了觉得有理，火气逐渐平息。
魏徵直言献策，李世民虚心受谏的君臣关系，为当时朝廷广开言路作出了表率，也使这对君臣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李世民在建章立制的时候，定了一项新规矩，就是允许谏官参加比较高级别的政事堂会议。这种做法的推行使谏官随时了解朝政情况，有利于直接监督朝廷大臣。在重大决策出现问题的时候，谏官可以及时提出谏言，供朝廷借鉴。
谏官提意见是要遵循一定的方式方法的。《旧唐书》中归纳了谏官工作的五种方法。其中，在实践中使用较多的有，委婉策略性的讽谏，即引经据典说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顺谏，即用恭顺的语言表达谏言的内容；规谏是看准时机，察言观色后提出谏言。
也有直接性的如：致谏，是一种书面表达形式的意见，也指"上封事"；直谏，是当面直接表达意见的方式。后面两种直接性的谏言一般很少用到。谏官每十天或者徵一个月上书谏言一次。
唐朝谏官制度的历史价值及对后世的启发
1.唐代谏官制度与唐代发展的关系
唐初的统治者汲取历代皇朝"拒谏饰非"，而引起的国破身亡的历史教训，积极开创谏诤之风，并且设置专门的监管机制专司谏诤之权。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群臣谏诤之风蔚然兴起。
随着谏诤制度的逐渐成熟，谏官制度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谏官群体。谏官制度分工明确、组织合理，谏诤途径实现了制度化组织化。为唐朝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唐朝科举制度趋于完善的前提下，谏诤官的选拔和考核非常的严格。首先要具备"文死谏"的道德品格，其次具备较为扎实的文学修养和史学储备。最后，要具备基层工作经验，能够体察百姓疾苦。
谏官的选用一般通过科举和地方考察的途径。选拔由德才的谏官时刻意回避宰相及其幕僚担任谏官，以便更好的发挥谏官的职能。谏官的选拔、任用、职权的行使、制度的保障等为谏官制度有效的运行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也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保障。
谏官制度以"延议"的方式与君主进行面对面政见和谏议的陈述，在制约君主专政，防止君主过失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监督作用。谏官制度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事前谏诤监督、事中纠察监督、事后奖惩监督的作用，这种三者共同合力监督的运行机制，有效促进了唐朝各项制度的落实和决策的有效性。
广开言路的谏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民间的参与，将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效结合，实现了基层参与传递下层民意，减少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
3.唐代谏官制度对现代行政监督的启示
唐代的谏官制度建立在"人治"的封建社会，其监察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君王的开明或是昏庸的影响而改变。谏官制度是唐代监察制度的组成部分，担负着对君王决策中出现的错误进行直言规劝的使命。谏官被看作是君王的羽翼，与左丞右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One〗、东汉到隋唐，史学逐渐脱离了经学这个门类，成为了独立的门类，这个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的变化就能看出来，汉书艺文志里面，史学是在经学下面的“春秋”这一栏里面的，而隋书经籍志直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学独立成为一类。
〖Two〗、而史学著作也开始了爆发式地增长，两汉之前的史学著作极其匮乏，而魏晋以后无论私家著史还是国家修史，都很兴盛。这就是“东汉到唐史学逐渐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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