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到唐朝
637202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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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日本现今几乎大部分的文化都有唐朝的影子。下面我举出几个重点,大家来看一下。
〖Two〗、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其实从秦汉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秦朝有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仙的传说,但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过日本,学术界至今未有定论。汉朝与日本的交流,却是在《汉书》上有明确的记载的。在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写道:在乐浪海(即朝鲜半岛附近的海洋)中有“倭人”居住,当时分为百余个小国,经常派使节到中国来朝贡的就有30余国,它们都得到了中国的回赐。这说明在汉朝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已从民间的交流,进入了有目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一点也可从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到近畿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的铜镜、璧玉和钱币等文物得到证明。
〖Three〗、中日的交流,到了唐朝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
〖Four〗、唐朝建朝后(七世纪时),日本还处于奴隶制社会,日本奴隶主贵族和部民制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Five〗、唐朝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高度发展,社会安定,声威远播。为了向先进的大唐学习,日本统治者将学生和学问僧大量地派往中国,如高向玄理、舒明、南渊清安、惠齐、惠日和僧旻等人。
〖Six〗、这些人不但把他们所见所闻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转告了日本当权者,而且他们还带回了中国的文物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知识等,这些都对日本的制度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Seven〗、学习大唐的国家制度文化——大化改新,标志着日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Eight〗、公元645年(唐贞观19年),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为首的革新派势力,在645年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推翻了当权的大奴隶主贵族苏我氏,夺取了政权。不久他们决定迁都难波,并仿效中国制度,制定了年号,把这一年(645年)定为大化元年。紧接着他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史称“大化改新”。
〖Nine〗、大化改新的代表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经常请教曾经出使过大唐的南渊清安、高向玄理和僧旻、后两者还担任了国家的比较高政治顾问——国博士。
〖Ten〗、大化二年(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布诏书,进行改新。这件事标志着日本历史从飞鸟时代步入了奈良时代,同时也标志着日本社会已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1〖One〗、改革的主要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受到在中国留过学的南渊清安影响,特别是受到了中国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影响。随着日本经济基础的改变,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几乎都受到了唐文化的影响,有不少就是直接引进和模仿唐代制度而制定的。
1〖Two〗、如奈良时代为了确立国家统一的政权,在中央设立京师、畿内制度,在地方设立国、郡和里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班田制。其他如法制,如“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还有官制也多是根据唐朝相应制度而制定。
1〖Three〗、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天皇被视为权和神的统一代表王权神授的思想,也是这时形成的。其实这也是中国把皇帝视作“天子”及“奉天承运”的观念,照搬了过去。
1〖Four〗、提起唐代中日佛教的交流,就不得不说两个和尚:鉴真和空海。
1〖Five〗、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祖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市)。父亲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曾随智满禅师学佛。鉴真和尚是日本律宗初祖,亦称“过海大师”、“唐大和尚”等。
1〖Six〗、鉴真曾经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弘传佛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鉴真大师一生不畏难险,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并把盛唐的先进文明带给了日本,对建立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起了巨大作用。
1〖Seven〗、佛教思想,将佛教的戒律制度传到了日本,而且在日本开创了律宗,成为奈良佛教的南部六宗之一。
1〖Eight〗、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他和他的弟子们建造的唐招提寺反映了盛唐建筑的宏伟之风,也是造像精华的宝库。寺内经堂、讲堂与中国五台山的佛光寺正殿相似,是日本现存的奈良时代最壮美的佛教建筑。寺内的木雕群更是精美绝伦,故整个唐招提寺也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1〖Nine〗、在医药方面,鉴真的贡献也很突出。他本来就擅长医术和本草学,到日本后,在弘扬佛法之余,还传授医药之学。他曾为天皇、皇太后治好了疾病。他虽双目失明,但他可用鼻嗅、手摸、口尝等方法鉴定中草药真伪,因此日本医药界把他尊为始祖。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药店的中草药袋上均印有鉴真像。
20、其他方面,鉴真带到日本的佛经等印刷品以及书法碑帖,有的至今还在奈良正仓院中保存着,它们对日本的印刷术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鉴真东渡时还带去了不少中国食品(如糖、水果、豆腐、点心、蔬菜等)以及制作方法,对日本的饮食文化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One〗、空海(774年7月27日-835年4月22日),俗名佐伯真鱼,灌顶名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日本佛教僧侣,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
2〖Two〗、(图|电影《猫妖传》中的空海形象)
2〖Three〗、空海出身在地方富豪家庭,自幼随舅父阿刀大足学习汉文和儒学经典《论语》、《孝经》等。他聪慧好学,招人喜爱,15岁时随舅父入京学习,18岁时进了日本的比较高学府——大学寮的明经科,学习经史等儒学著作。与此同时他对佛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24岁时他撰写了《三教指归》一书,阐述了他的教育理论,并对中国的儒、道、佛三教进行了评论比较,认为佛教思想最终在各种思想中占主导。
2〖Four〗、793年,当空海20岁时,在和泉寺拜槙尾山石渊寺僧正三轮宗的大师勤操为师,剃发为僧,名教海,后改为如空。795年,他22岁时,在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僧名空海。后来他对密教产生兴趣。为了加深理解密宗教义,他决心要亲自去大唐求法。此后,空海开始了自己学问僧之旅。
2〖Five〗、805年夏,空海拜长安青龙寺高僧、三朝国师(唐玄宗、肃宗和代宗)、真言宗(即密宗)第7代传祖惠果为师。806年空海返回日本,818年,空海在纪州高野山(今和歌山县伊都郡高野町)创立了真言宗根本道场——金刚峰寺。次年,嵯峨天皇任命他为内供奉十禅师。820年,又叙传灯大法师位(相当于三位的官阶)。公元827年,空海升任大僧都,他所创立的真言宗也与高僧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并列,成为平安时代日本佛教的二大派别。同时密教也渗透到天台宗内,使得天台宗内“台密”系统风靡一时,并影响了整个日本佛教的发展。
2〖Six〗、空海给日本带来的不仅只有佛教思想,还有中国的文化。他著的《文镜秘府论》一书,在总结中国从汉魏六朝一直到隋唐时代文学作品基础上,阐明了中国诗歌的规范和法则,成为了人们赋诗、撰文的指导书籍。此书对日本人掌握汉诗文以及对后来日本民族诗歌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影响。他所编著的《篆隶万象名义》共30卷,是日本最早的汉文词典,对日本人熟习汉字有重要作用。
2〖Seven〗、日本在礼俗文化上,受到唐朝的影响是最大的。
2〖Eight〗、“朝会的礼节、穿戴的朝服和跪拜的礼仪等,不论男女老少,皆按唐的礼仪制度办事。”
2〖Nine〗、日本在孝德天皇时,仿照中国皇帝年号,开始有了自己的年号,把645年定为“大化”元年。著名的盂兰盆节也是由来唐学习的学问僧传入日本的。
30、在天文历算方面,日本从604年开始使用的历法,是从朝鲜半岛百济传入的“元嘉历”,后来由于与唐直接交往,日本设立阴阳寮,置天文博士,又从中国大陆引入了“麟德历”(亦称“仪凤历”)。公元763年停止使用“麟德历”,而改用僧一行的“大衍历”。后来中国的五经历法和宣明历法传入日本,到江户时代也为日本参酌使用。
3〖One〗、音乐方面,日本大量引入了隋唐时期的宫廷歌舞与音乐,隋唐时代的许多流传到日本的乐器和舞蹈用具,如笛、琴、筝、箜篌、阮咸、唐琵琶、排箫和伎乐面(假面)、乐谱等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中。
3〖Two〗、建筑方面,日本推古天皇执政期间,大量移植、引进了中国建筑的技术和艺术风格,用于建筑自己的宫殿和京城等。这样平城京(奈良)以及后来的平安京(京都)的设计和布局全都是仿唐长安城的模式,甚至连城名也与长安城相似。城内的建筑物、市场布局也与长安极相似。此外,当时日本的许多寺院建筑也多仿照中国寺院建筑,不少寺院的佛殿屋脊两端的鱼尾装饰和三层斗拱的建筑形式皆为唐代建筑风格。
3〖Three〗、长期以来,日本民族多是靠汉文表达思想、感情。古代日本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后来中国文字传入日本后,他们就利用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3〖Four〗、当时在日本朝廷做官的“渡来人”(“归化人”)为朝廷起草文件、诏书全都使用汉文。传说奈良时代从中国留学归国的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片假名,作为日本文字与汉字夹杂使用。后来平安时代的遣唐僧空海从中国回国后,又依靠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的文字。
3〖Five〗、由此可知,今天的日本文字皆源于汉字,直到现在日文中还有大量的汉子。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虽然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日本在书写、撰文时还常常完全使用汉字。从7世纪开始,直到江户时代,许多文史书籍均用汉字书写,如《日本书纪》、《怀风藻》、《文镜秘府论》和《大日本史》等。特别是7世纪至9世纪期间,不仅日本上层社会以汉文为主要工具表达思想,就是民间以文字表达思想时一般也多用汉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文明对日本影响之深。
3〖Six〗、中国的名著、诗文、佛经,都是日本贵族争相学习的对象,《史记》、《论语》、《易》、《诗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已在日本广为流传。在奈良时代以后,一般日本贵族都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文和汉诗,8世纪中叶编成的日本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就是当时贵族文学作品的代表。当时日本国内,从贵族到一般知识分子,模仿唐诗风靡一时。
3〖Seven〗、那时候,樱花还没有贵为日本的国花,日本文人还在争相学习唐朝诗人“咏梅言志”。
3〖Eight〗、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必然会产生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正如日本文化中有大量的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子,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也有大量日本文化的内容。
3〖Nine〗、一个封闭的人是意识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与外界接触时,才会产生和强化“自我”的意识,文化也是一样。不同的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够进行自我反思,文化也只有进行反思后才会进行自我迭代。
40、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史上,都因为自我的封闭,在世界的全球化变革中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同时,中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可悲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人以民族主义为借口,无差别地排斥西方文化。他们并不知道,就连他们口中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词语,都是诞生于西方,从日语传过来的。
4〖One〗、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民族还是个人,强调顺应文化的保守性,不等于停滞不前,更不等于在知识上的自我封闭,而是更需要建立开阔的知识结构,提升对文化的鉴别力。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在交流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发展。
〖One〗、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比较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Two〗、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Three〗、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Four〗、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Five〗、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Six〗、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Seven〗、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Eight〗、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Nine〗、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Ten〗、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比较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1〖One〗、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Fourteen〗、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1〖Two〗、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1〖Three〗、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1〖Four〗、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1〖Five〗、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1〖Six〗、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1〖Seven〗、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如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1〖Eight〗、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1〖Nine〗、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20、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2〖One〗、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2〖Two〗、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Fourteen〗、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2〖Three〗、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2〖Four〗、元和〖Fourteen〗、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2〖Five〗、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2〖Six〗、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2〖Seven〗、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2〖Eight〗、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伟大时代。一提起唐朝时人们的精神信仰,相信很多人都会立马想起佛教。唐朝的佛教文化极其兴盛,如三藏法师不远五万里而西行取经求法的事迹在中国人尽皆知。然而实际上,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上,除了武则天时期和宪宗朝外,唐帝国自高祖建国起,历代唐帝都十分尊崇道教,使得道教在唐朝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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