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政治特点
7992024-11-21
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宋朝军事制度详解的问题，以及和宋代消防制度特点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下面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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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城市消防体系的完备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消防组织的健全、消防设施器材的先进、消防隐患治理的超前、消防安全责任追究的严格。
〖One〗、健全消防组织，建立专业消防队伍。
五代时期，京城治安由禁军负责。北宋建立后，建立专门的治安体系，新旧城内各设都巡检，相当于市公安局；城内各厢（相当于区）设巡检，相当于公安分局；每300余步再设“巡铺”1处，又称“军铺”，每铺配铺兵5人，每铺设铺兵数人，由禁军侍卫马军、步军的士兵充任，负责日常治安维护和夜间巡警，相当于基层街道的派出所。
北宋中前期，尚未建立专门的消防机构，便由上述治安体系中的都巡检、厢巡检、巡铺的“探火军人”共同负责消防灭火任务。到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开封府才出现专职的消防队伍，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孟元老曾撰《**梦华录》一书，记载了开封府的专职消防队伍情况：
“于高处砖砌望火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由此可见，到北宋末年时，开封城已经设置了专职的消防队伍，由军厢主、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和开封府共同承担开封城的消防灭火任务，不需要平民百姓参与。这是有文字记载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伍。
南宋前期，临安府未设立专业的消防组织，由治安系统的巡铺、左右厢都巡检及行政系统的厢官、府官共同承担消防灭火任务，因此容易出现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的问题。到南宋中叶，临安开始设置专业消防队伍，称之为“隅”，又称“火隅”。临安城比较多时设置12隅，每隅编制定额102人，12隅共计1224人，负责本辖区的消防任务，相当于现在城区的消防大队；另设“帐前四队”，定编350人；“水军队”，定编206人；“搭材队”，定编118人；“亲兵队”，定编202人，共计876人，直属临安府管理，相当于机动的消防总队，负责全城消防机动任务，扑灭规模大、难度高的大型火灾。
临安府下辖的钱塘、仁和两县，也设立“火隅”，因为辖区较大，每隅下辖消防队员300至500人，相当于下属县的消防大队，共计1800人。另外，枢密院还从殿前司抽调1200名士兵，分别驻扎在临安城外的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受临安府调遣，协助“火隅”共同负责临安府的消防灭火任务。
这样算来，临安城区的专业消防队伍满编共计2100人，整个临安府的专业消防队伍满编总计6500多人，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大城市消防力量。
〖Two〗、建设消防设施，完备消防器材。
宋朝消防设施设置十分健全，其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望火楼，前文《**梦华录》中提到的“于高处砖砌望火楼”，就是这种建筑。望火楼以砖砌成，建在一根立柱之上，高达9.3米，加上高处优势，瞭望全城，一览无余，便于发现火情。望火楼实行二〖Fourteen〗、小时值守，值班士兵若发现火情，便发出火警信号，白天挥动旗帜，夜间悬挂灯笼，通知调度各处消防队伍就近出动，及时扑灭火灾。
望火楼发现火警后，就该消防器材登场了。宋朝的消防器材种类繁多，与前朝相比大为完备，现有文献记载的包括：水桶、水袋、水囊、洒子、斧、锯、麻搭、梯子、火钩、火杈、大索、铁锚，等等。
有些消防器材跟现代功能十分类似。斧、锯，是为了破除障碍，便于救火；火钩、火杈，是为了钩取物体；水桶、水袋、水囊，是用来储存水源，用于灭火；大索、铁锚是为了拆散房屋，防止火势蔓延。宋朝还发明了一种叫唧筒的消防器材，用竹筒、水杆、棉絮等制成，类似现在的儿童水枪，可以抽水后再喷水灭火，射程比水袋、水囊更远，更有利于扑灭远处火灾，是一项极为先进的发明。
〖Three〗、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火灾防范。
消防安全，预防第一，古人很早便明白这个道理。宋朝高度重视火灾防范工作，主要采取如下措施加强源头治理，减少消防隐患，防范火灾发生。
一是规范日常用火。火灾起于微忽，往往是日常用火不慎导致。宋朝仍使用木柴作为主要燃料，一不小心便容易引发火灾，故而官府经常提醒百姓打扫厨房，除去埃墨，清除灶火，清除隐患。开封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还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宋人魏泰所著《东轩笔录》记载，开封府火禁制度十分严格，要求一般百姓之家，午夜前必须熄灭灯火，如有祭祀等仪式需在午夜之后用火，必须提前向辖区主管消防的官员报备，《宋刑统》还规定“诸库藏及仓内皆不得燃火，违者徙一年。”
二是倡导砖瓦建房。宋朝一般百姓住房，多用茅草覆顶，但茅草易燃，一家失火，殃及邻里。为减少火灾隐患，宋朝倡导以砖瓦建房，尤其减少使用茅草覆顶，不过这一点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一般只有官舍、军营和官员、富商、小康之家才用得起砖瓦建房。
三是优化建筑布局。为确保重要建筑物安全，南宋规定不得紧邻重要建筑物建设住房，重要建筑物四周空出一定距离，使用砖瓦材料建设防火墙作为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时人称为“瓦巷”或“火巷”。
4，严格责任追究，强化奖惩措施。
火灾起因是多方面的，根本起因无非天灾人祸两种，人祸之中，又有疏忽失火与故意纵火之分，疏忽失火是责任事故，故意纵火则是违法犯罪，宋朝对两类火灾责任者都有严惩。对故意纵火者，即便大赦天下，纵火犯也不在赦免之列。对疏忽失火者，也要视情节轻重，追究刑事责任。
对负有消防安全责任的官员，如有玩忽职守，发现火警不及时、扑救火灾不得力，或者追捕纵火犯不到位，造成重大损失者，将面临严格惩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曾下诏规定但凡有见火不救、行动迟缓、措施不当、乱拆民舍、借救火之便偷盗财物等行为者，严格追究刑事责任：
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侯、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另外，宋朝还规定，州城失火，都监负有救火责任，通判负有监督责任，知州负有领导责任，如有违反履职不力，各杖八十；即便各自已经尽力，仍造成烧毁官私舍宅二百间以上的，都监、通判也要杖六十；烧毁三百间以上，知州同杖六十。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官员因失火或救火不力而被追究责任者随处可见，甚至有因辖区或分管领域内失火便遭惩罚者。宋宁宗嘉定元年三月，临安城发生一场特别重大火灾责任事故，御史台、司农寺、皇城司、太史局、将作军器监等十多处办公场所被烧，火势蔓延民户近6万家，直接烧死者59人，因逃亡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损失极为惨重。经查，这场火灾的起火点是御史台胥吏杨浩家中，杨浩虽然也是受害者，仍被刺配充军，发配海南岛。
除了惩罚，宋朝对救火有功者也有奖励措施。
一是对揭发纵火遗火有功的百姓，给予奖励。宋仁宗时曾下诏规定“京城民舍频有延燔，虑有奸姣之辈作过，听人陈告，得实赏钱百千”，以金钱鼓励百姓举报纵火者。
二是对扑救火灾表现突出的官兵，不吝奖赏。《宋会要辑稿》曾记载南宋淳熙二年十一月皇城发生火灾，三衙、皇城司有关部门扑救得力，参与救火的全体官兵获得十贯至三百贯不等的奖励，受伤者还根据伤情不同领取医药费三十贯至二百贯不等，更有受残士兵提高一级工资标准。
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宋朝城市消防体系如此健全，也不是一日之功，其中既有城市火灾频繁，迫使统治者高度重视的因素，也有赖于宋朝职业军人制度和科技水平的发展。
〖One〗、宋朝实行厢坊制，促进了城市繁荣，导致人口和建筑密度加大，火灾隐患增加，迫使统治者重视城市消防体系建设。
宋朝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突出表现在厢坊制的发展。宋朝以前的唐朝实行坊市制，坊是住宅区，市是商业区，晚上闭市，两区设有隔墙，泾渭分明，城市是封闭的。宋朝则不然，宋初便拆除了坊市间的隔墙，允许居民在住宅区沿街开设店铺，由此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
繁荣的商业活动让开封城变得热闹非凡，也使得城乡人口流动性加强，开封城人口陡增，比较多时高达120万人，已经达到现在大型城市的人口标准。人口增加了，城市范围却没有大的扩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大幅提高。北宋晚期的开封城内，住宅、店铺、办公等各色建筑鳞次栉比，比肩为邻，人头攒动，摩肩擦踵，《清明上河图》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而开封城的建筑特别是民宅大多以木质板壁为主，砖瓦材料少，容易引发火灾，极大增加了火灾隐患，提高了火灾扑救难度。
《宋史》记载了宋朝200多次大型火灾，其中开封城的大型火灾就有44次，高居全国第一，小型火灾更不计其数，就连皇宫和朝廷办公机构都曾遭受重大火灾，严峻的消防安全形势给统治者提出了极大挑战，迫使他们重视消防体系建设，这是宋朝城市消防体系领先世界的根本因素。
〖Two〗、宋朝实行募兵制，招募大批职业军人，拥有足够人力建设专业消防队伍。
宋朝以前的唐朝实行府兵制，兵民合一，平时为民，以种田为业，只有战时集合打仗，没有专门的常备军，神策军专门负责拱卫京师安全，消防灭火之类的“小事”不可能劳他们大驾。
宋朝全面实行募兵制，士兵都是职业军人，禁军、厢军人数每年都在增长，而且实行“守内虚外”政策，数十万禁军屯驻在开封城内外，可以抽出足够人手专职承担消防灭火任务，因此北宋前期都是以“三衙”统领的禁军为主负责消防灭火，而以开封府作为辅助力量。
南宋时，军制进一步改变，大多数禁军转移到地方州县，不再承担军事任务，留在临安府的禁军很多转型为专业消防队伍，他们不再受作为军事系统的三衙统领，而是直接隶属行政系统的临安府指挥，这种体制跟现在的消防管理体制十分相似，促进了消防队伍的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
〖Three〗、宋朝的科技发展，为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的完善提供了技术保障。
宋朝是我国科技十分发达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的技术水平都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前文提到的望火楼，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消防设施，望火楼的制造原理，就出自著名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反映了宋朝建筑学技术的比较高水平，其中对望火楼的构造、尺寸、用材、功能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将作监组织工匠根据设计规范建成的望火楼，为提高火情发现能力发挥了极大作用，一直被元、明、清等朝代沿袭使用，甚至到民国时期，很多城市仍设有砖石结构的望火楼，用于瞭望和报告火情。
前文讲述的灭火器材中，有一种叫唧筒的“灭火神器”，可以用于远距离喷水灭火，它本质上是一种可以抽水和喷水的泵，原理出自著名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北宋前期编纂的一部大型兵书，记载了很多新式兵器，反映了宋朝兵器设计制造及水的比较高水准，其中有一种叫“猛火油柜”的兵器，类似喷火枪，就是“唧筒”的原型，它的发明有效提高了远程灭火能力。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One]、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比较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Two]、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Four]、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比较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One]、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Fourteen〗、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 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比较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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