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宋朝审官院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宋朝的政治呈现一种什么特点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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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范仲淹传全文翻译
2. 宋朝的政治呈现一种什么特点

[One]、宋史范仲淹传全文翻译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来是州人。后来全家迁徙到江南定居，于是成为了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到长山县一位姓朱的家里，他也就改姓朱，名说。他少时就有志气，奉行操守。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感到很伤感，于是就流着眼泪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依从戚同文学习。他昼夜不停地刻苦学习，冬天读书十分疲乏时，就用冷水浇脸；有时无东西吃，甚至不得不靠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他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他把母亲接来奉养。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就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监泰州西溪盐税，升为大理寺丞，移监楚州粮料院，因母亲去世离职。晏殊知应天府时，听说范仲淹很有名，就召请他到府学任职。在这期间，范仲淹上书皇帝请求选取郡守，举荐县令，斥逐游散懒惰之人，裁汰冗员和不安本位的人，慎重选举官员，安抚将帅，这封上书长达万余字。服丧期满后，由于得到晏殊的举荐。担任秘阁校理。范仲淹通晓《六经》，精通《易》学，学习经学的人大多向他请教，解决疑难，他手捧经典为有疑者答疑解难，不知疲倦。他曾经用自己的俸禄供养四方游学之士，而自己的儿子却要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范仲淹却始终泰然处之。每当他激动地谈论天下大事时，往往奋不顾身，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节操，就是从范仲淹倡导开始的。天圣七年(1029)，章献太后将在冬至日接受朝拜，仁宗皇帝也准备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详细地论述了这件事，并且说：“在内宫事奉亲长，自当有家人礼仪，但在朝廷上皇帝与百官一起站立，来朝拜太后，不能够成为后世的轨范。”又上疏请求章献太后将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不久，范仲淹就调任河中府通判，后又调任陈州通判。当时朝廷正在建筑太一宫和洪福院，并在陕西征购木材。范仲淹见此情景说“：昭应宫、寿宁宫已毁，上天的惩戒刚刚过去不久。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百姓财产，这不是顺乎人心、合乎天意的做法。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份征购木材的数量，来蠲免百姓长期以来所承担的负担。”又说“：受到恩宠的人大多是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这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这些建议虽未受纳，但仁宗皇帝认为范仲淹是一位忠诚之士。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召回朝廷提任右司谏。这时议政的官僚们大多揭露章献太后听政时所干的事情，范仲淹却说“：太后接受先帝的遗命，调养保护陛下十多年，应该饰掩她的小过，来成全太后的美德。”仁宗皇帝为此诏谕朝廷内外，不准擅自议论太后听政时的事情。当初，章献太后立下遗旨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范仲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护抚育皇帝有功而代替皇帝立太后的。现今一位太后去世了，又选立一位太后，天下人恐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了。”这年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和旱灾，江、淮、京东这些区域灾情尤其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灾区察看灾情，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就问仁宗说：“宫廷里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情形会怎么样呢？”仁宗皇帝显得十分难过，于是派遣范仲淹去安抚江、淮地区的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并且禁止灾区老百姓过多的祭祀活动，奏请朝廷免除庐州、舒州上供的折役茶，江东的丁口盐钱，并且向仁宗皇帝逐条陈述了救治朝政弊端的十件大事。恰巧郭皇后被废，范仲淹率领谏宦、御史跪伏在阁门前争谏此事，但没有得到皇上恩许。第二天，范仲淹准备留下百官会集宰相在朝廷上再次谏争，当他刚走到待漏院时，朝廷下达诏书，命他出任睦州知州。一年以后，调任苏州知州。苏州发生水灾，百姓的田地无法耕种，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他招募民众兴修的水利工程，还没有完成，就被调任明州知州，转运使向朝廷上奏，暂时留下范仲淹完成水利工程，被得以批准。朝廷提升范仲淹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京城，判国子监，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当时吕夷简执掌朝政，被任用和得到提拔的人大都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指着图上百官升迁的次序说：“像这样的是循序升迁，像这样的是不合次序的升迁，循序升迁是公正的，越序升迁是不合理的，完全是私意。况且天子近臣的提拔和黜降，凡是超过一定限度的，也不应该全部委托宰相处理。”吕夷简很不高兴。有一天，在讨论建都之事时，范仲淹又说“：洛阳地势险要，城池坚固，而汴京却是四面攻战之地，天下太平时皇上可以居住汴京，但一遇战事皇上必须居住洛阳。因此应当逐步地扩大洛阳的储备，修缮洛阳的宫室。”仁宗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迂腐空疏的言论。”范仲淹于是写了四论上呈仁宗，大都是指斥当时朝政的言论。并且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母舅家，因而导致了王莽篡国之祸。我担心今天也有张禹这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的向仁宗诉说“：范仲淹离间陛下和我们的关系，他所任用的人，都是他的同党。”范仲淹对此极力反驳，言辞急切，因此被罢官而降任饶州知州。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旨意，奏请仁宗把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写出来，在朝廷上张贴公布。于是秘书丞余靖上书说“：范仲淹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宰相，就立即加以贬斥流窜，何况他前次所议论的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间的事，陛下都已经宽容了他呢。我请求陛下追回并修改前道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而且范仲淹还曾经向朝廷推荐过自己，愿意和范仲淹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为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就写信责备他。因此，这三个人都因为范仲淹一案而遭贬。第二年，吕夷简也被免除了宰相之职，从此关于朋党的争论就开始了。范仲淹被贬离开朝廷，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他辩白举荐。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说：“过去贬谪范仲淹，是因为他密奏请求立皇太弟的缘故。现在他的同党这样称赞举荐他，怎么办？”再次下诏警告不准互结朋党。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一年多后，被调任润州知州，不久又调任越州知州。元昊反叛，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后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恰逢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提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来担任夏竦的副手。吕夷简再次担任宰相，仁宗劝告范仲淹解除与吕夷简以前的怨恨。范仲淹叩头回答说“：我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国家的公事，对吕夷简本人并没有怨恨。”延州周围各要塞大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求前往延州，被升为户部郎中兼任延州知州。以前，朝廷诏令规定将领分别统辖边境驻军：总管统辖万人，钤辖统辖五千人，都监统辖三千人。遇到敌人侵略而要抵御时，官品低的将领需首先出击。范仲淹说“：对战将不加以适当选取，而只以官品的高低来作为出阵的先后，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普遍检阅本州军队，得到一万八千人，并分为六部，每位将领各自统领三千人，分部训练士兵，根据敌军的多少，派遣他们轮流出战抵御敌军。当时塞门、承平各要塞已被废弃，范仲淹采纳种世衡的计策，修筑青润城来扼杀敌军进犯的要冲，大兴农田水利，并且开放民间贸易，以便边民互通有无。又因为老百姓远路输纳赋税过于劳苦，他上奏请求将城建成军事基地，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户就近送缴税租。每年春夏两季调集军队就地取得给养，可以节省买粮开支十分之三，这还不包括其他开支节省的费用。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第二年正月，仁宗皇帝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说：“正月塞外天气十分寒冷，我军露宿挨冻，不如等到春天深入敌境，敌军马瘦人饥，凭我军的势力容易制服敌军。况且我军边防守备逐渐加强，出师纪律严明，敌军虽然猖獗，必然会被我军的气势所震服。州、延州与灵州、夏州十分接近，而这是西羌的必经之地。我军只要按兵不动，观察他们的破绽，请皇上允许我用恩惠和诚信来招纳他们归附。否则的话，情义断绝，我担心要罢兵休战就会遥遥无期。如果我的这个计策不能达到目的，也应当发兵先夺取绥州、宥州，占据险要之地，屯兵营田，作长久作战的打算，那么茶山、横山的老百姓，必然会带领全族前来归顺。要开拓疆界抵御侵略，这是上等的策略。”仁宗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范仲淹又上奏请求朝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逐渐招回流亡在外的百姓，加固堡寨的屏障，使敌情侦察畅通，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于是羌族和汉族流亡在外的百姓，都一个接一个地回来，重操旧业。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元昊遣还被俘的宋将高延德，用他来与范仲淹约和，范仲淹写信告诫西夏罢兵。当时恰好任福在好水川被西夏打败，于是元昊给范仲淹的回信语气很不恭敬，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烧掉了它。朝中大臣认为不应擅自与西夏通信，又不应当擅自烧掉西夏来信，宋庠奏请处决范仲淹，仁宗皇帝没有同意。而只是将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耀州知州，调任庆州知州，后又升为左司郎中，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当初，元昊叛乱时，暗中诱使归附宋朝的羌人帮助自己，而环庆路酋长六百多人，相约做元昊的向导，不久，事情就败露了。范仲淹因为羌人反复无常，一到达辖区就奏请到边境巡视，他以皇帝诏命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检阅他们的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假如仇恨已经和解或了断，又擅自进行报复并伤人的，罚羊一百只，马两匹，已杀死人的要斩首。因负债而引起纠纷的，应当到官府理断，擅自扣押捆绑无辜者，罚羊五十只、马一匹。西夏军马侵入边界时，集合时不随本族前往的，每户罚羊二只，扣押他们的首领。敌军大举入侵时，老少自外而入保卫本寨的，官府给他们供给食粮；到时不入寨的人家，每家罚羊两只；全族不进寨的，扣押他们的首领。”羌族各部都接受了这些条约，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为宋朝效力。范仲淹改任州观察使，在上表书中说“：观察使位在待制之下，我守边多年，羌人很亲爱我，称我为‘龙图老子’，现在降官与王兴、朱观为伍，只恐怕被敌军轻蔑。”他辞谢而没有接受这一任命。庆州西北的马铺砦，正处在后桥川口，位于西夏腹地。范仲淹想在此筑城，料想西夏军队一定会前来争夺，就暗中派遣他的儿子范纯佑和蕃将赵明首先占据这一地区，自己率领军队紧随其后。众将领不知道到底要到达什么地方，走到柔远，范仲淹才开始发布筑城的号令，各种筑城工具都已准备好，十天就将城筑完毕，这就是大顺城。敌军发现之后，派三万骑兵来攻打，并假装被宋军打败，范仲淹告诫将士们不要追击，后来知道敌军果然有埋伏。大顺城建成后，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都不敢再度进犯，环庆路从此更少被敌人所侵犯了。明珠、灭臧两部族拥有雄兵数万人，范仲淹听说泾原路宋军将要袭击讨伐他们，便给朝廷上奏说：“明珠、灭臧两部族居住的地方道路险要，不能够进攻他们，前不久高继嵩的进攻已经失败。这两个部族平时尚怀有二心，现在讨伐他们，一定会和西夏军队联合起来，向南入侵原州，向西骚扰镇戎，向东入侵环州，这样边患将永远不会停止。如果能够北取细腰、胡芦泉等地筑起堡垒屏障，来切断敌军的通路，那么这两族就会安心归附，而环州、镇戎之间的小路近道也会畅通无阻，这样边患就不用担心了。”此后，便修筑起细腰、胡芦等军塞。葛怀敏在定川被敌军打败，敌军大肆抢掠至潘原，关中地区震动惊恐，老百姓大多躲藏到山谷中。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听说西夏军队已经撤出边塞，就率领军队返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皇帝手按地图对左右大臣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救援，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皇帝大喜说“：我一直认为范仲淹是可以信用的。”于是就任命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因为这次军队出征没有立功，辞谢了皇帝的任命，仁宗皇帝没有接受他的辞呈。当时朝廷已经任命文彦博治理泾原路，仁宗皇帝认为泾原路所受战争创伤严重，准备让文彦博与范仲淹对调辖区，派遣王怀德去传达此事。范仲淹辞谢说“：泾原路地位重要，恐怕我不能胜任。请让我与韩琦共同治理泾原路，并且一起驻扎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路，我兼管环庆路。泾原路遇有敌情，我与韩琦联合秦凤、环庆两路的兵力，互成掎角之势进攻敌军；如果秦凤、环庆路遇到敌人侵袭，我也可以率领泾原路的军队作为援军。我应当和韩琦一起训练士兵，选拔将才，逐渐收复横山，来截断敌人的臂膀，不要几年时间，就可以期望平定边患了。我希望陛下颁布诏令让庞籍兼领环庆路统帅，以便形成首尾之势互相呼应的局面。秦州委派文彦博负责，庆州让滕宗谅全面负责。孙沔也可以参与会同作战。渭州，有一位武将就足够了。”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此西夏军队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元昊请求议和，范仲淹被朝廷召回，授予枢密副使之官。王举正性情胆怯不敢直言，不能胜任其事，谏官欧阳修等人说范仲淹有当宰相的能力，请求朝廷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于是范仲淹又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官可以由谏官的几句话就得到吗？”他坚决辞谢不接受任命，并希望和韩琦一同出京巡视边防。朝廷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还没有出发，朝廷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恰遇王伦进犯淮南，州县官吏中有不能坚守城池的人，朝廷准备调查核实后依法处决。范仲淹说：“平时忌讳讲完武备，遇到敌人进犯时却专门责令州县官员以死殉职，应该吗？”因而这些不能坚守城池的人都没有被处决。仁宗皇帝当时正一意要实现天下太平，多次询问当前急需办理的大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对我信用至极，不过做事情总是有先有后的，长期安定局面带来的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全消除的。”仁宗皇帝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给皇帝上奏十件事：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政府官员没有大的功劳和美好的品德不能升迁，朝廷内外官员必须在职任期满三年，在京城各部门任职的官员如果不是通过选任和保举而得官的人，必须累计任满五年，才能磨勘升迁，这大概算是考核官吏政绩的方法吧。二是抑制侥幸。取消乾元节给少卿、监以上官员任子的恩泽；正郎以下如监司、边远地区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二年，才可以享受恩荫任子；大臣不得荐举自己的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任子制度就不会出现冗滥了。三是严格贡举制度。进士诸科考试时请取消试卷将姓名封起的糊名法，结合考察其操行，将姓名上报朝廷。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各科录取兼通经义的人。赐第以上的人，都由皇帝裁决宣布。其余优等人免除吏部铨选，次一等的人发给凭证，等候选用。这样进士考试的办法，就可以就其名而求其实了。四是选拔地方长官。委托中书省、枢密院首先选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其次委任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知府、各路监司长官举荐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荐知县、县令。限制官员举荐人数，被推荐者如果举荐者多的，由中书挑选授官。这样刺史、县令就可以得到称职的人选了。五是均公田。外官的廪食供给不均，又怎能希望他们施行善政呢？请朝廷均衡他们的职田收入，按等级划给他们职田，以便让他们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只有这样朝廷才能要求官员廉洁奉公，对贪赃枉法者才可以进行惩办和撤职。六是重视农业生产。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下达诏书，要求他们激励官吏百姓陈说农田建设的好处和坏处，然后由州县选派官员来治理堤堰河渠、陂塘等，制定奖励和考核制度来大兴农田水利，减少漕运费用。江南路的圩田，浙西的河塘，已经废弃或毁坏的就都可以得到恢复或兴修。七是整顿军备。大体上按照府兵法，招募京畿及其附近州郡的强壮男子充当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一年中三季务农，一季训练作战，这样就可以节省国家供养军队的费用。京畿及其附近州郡有了完备的制度，其他各路可以照此实行了。八是推行朝廷的恩泽和信义。赦令内宣布的恩泽有所实行，但主管部门拖延或违反赦令施行的，要依法从重处理；另外还要派遣使臣到各州检查那些应当施行的恩泽是否得到了施行，如果这样的话，各地就没有弃置皇上恩泽的官员了。九是谨慎地发布命令。法令制度是用来示信于民的，不要一项政令颁布不久，很快就更改变动了。希望让掌管政事的大臣讨论出能够长久实行的法令，删去烦杂多余的部分，最后裁定作为皇帝的制书敕令，颁行天下，这样朝廷的命令就不会经常变动了。十是减轻徭役。现在州县户口减少而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将户口少的县改为镇，把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合并为一院，职官白直，全部给予州兵冢，其他不应当服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老百姓就没有重役困扰而产生的忧愁了。仁宗皇帝正专意信任范仲淹，因而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凡适宜立为法令的，都用诏书统一颁布下去，只有府兵法，大家认为不能施行而最后作罢。范仲淹又建议说：“周代的制度，三公分别兼任六官的职务，汉代以三公分别管辖六卿之事，唐代以宰相分别兼判六曹事务。现在的中书，就是古代的天官宰，枢密院，就是古代的夏官司马；四官分散于众多的官衙，已经失去了三分兼掌大权的重任了。而现在二府的官员们只是在草拟授官文书时，依照资历级别，讨论赏罚时，检用现在条例罢了。上没有三公讲论天下治道的重任，下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责，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我请求仿效前代的官吏制度，将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分别委派辅助大臣兼管这些部门的职事。凡是官吏的升降、刑法的轻重、事情的利弊这些事情，都由辅助大臣来处理；其中重大的事情，由二府大臣共同讨论，然后奏请皇帝裁定。我请求兼管军事和财赋方面的事情，如果对事情没有任何改进，请求先将我罢官免职。”宰相章得象等人都说范仲淹的建议不能实行。很久以后，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农田方面的事务，范仲淹兼管刑法方面的事务，但最后都没有实行。当初，范仲淹因为触犯了吕夷简，被放逐在外多年，士大夫们各自坚持他们二人的是非曲直，互相指责对方是朋党。等陕西一带发生了军情，仁宗皇帝因为范仲淹众望所归，便开始提拔重用他。等到吕夷简罢官免职，朝廷召回范仲淹，依靠他来治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希望他能建功立业。范仲淹自己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考核审查官吏，日夜谋划断虑实现天下太平。但是他的改革措施没有能够逐渐推行，改革涉及面太大，评论的人认为无法实行。到按察使出巡时，许多问题被检举出来，引起人心不悦。自从任子恩荫的减少，磨勘制度的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这样，诽谤范仲淹的言论就逐渐多起来，而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也传到了仁宗皇帝的耳里。刚好遇到边境有军情，范仲淹就和枢察副使富弼巡视边防。这样，范仲淹被任命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给黄金百两，但范仲淹全部分赠给守边的将领。麟州新近遭到了敌寇的大肆侵扰，进言的人多数主张放弃麟州，范仲淹却整修旧要塞，招回流亡百姓三千多户，免除他们的赋税，废除当地官府对酒类的专控权，允许百姓卖酒。又上奏朝廷免除府州的商税，黄河以外的地区于是得以安定下来。范仲淹离开朝廷后，反对他的人更加激烈地攻击他，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自己也请求免除参知政事之职，于是朝廷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州知州。他任中书时所推行的政策，也就逐渐被废止了。范仲淹因患病请求担任邓州知州，被升为给事中。当调任荆南时，邓州百姓拦住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调往杭州，又一次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这时恰巧范仲淹病情更加严重，他请求调任颍州，还没有到任就死在路上，终年六〖Fourteen〗、岁。朝廷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开始，范仲淹生病时，仁宗皇帝经常派人送药、慰问，病逝后，仁宗皇帝嗟叹哀悼很长时间。又派人去慰问其家人，埋葬后，仁宗皇帝亲自题写了墓碑，叫“褒贤之碑”。范仲淹性情刚烈，但外表温和，本性十分孝敬，因为他母亲在时，家境正是贫困的时候，后来，范仲淹虽然做了大官，但不是家中来客也决不大吃大喝。妻儿的衣服和饭食，仅仅只能自己充饥、御寒。范仲淹对人好施予，在乡族中设置义庄，用以赡养族人。博爱善施，士大夫大多出自其门下，即使是小巷之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死的那天，四面八方凡是听到这一消息的，都替他叹惜。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所至之处都恩爱百姓，州、庆州的老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都画上他的像在其生前就来祭祀他。等到他死时，羌部族的首领数百人，像失去父亲一样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

[Two]、宋朝的政治呈现一种什么特点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One]、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比较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Two]、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Four]、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比较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One]、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Fourteen〗、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 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比较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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