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儒释道
1189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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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打破了坊市隔绝的制度，出现早市和夜市，出现瓦子和勾栏，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要求市民文化生活丰富起来。
〖One〗、古者有“四民”，分别是士民、商民、农民、工民，《春秋公羊传》解释他们的区别：“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从职业划分可以看出，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没有民，社会存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民还是国家赋税的提供者和国家军队的来源，没有民国家不复存在。
〖Two〗、所以，从很早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历了夏、商、周的政权兴替，尤其经历了春秋战国时大批诸侯国的兴起与衰亡，人们对君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更明白人民对政权的存亡也有制约作用，明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所以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Three〗、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国家政权要实现稳定，人民的生活必须富裕安康，如管仲所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话说得虽直白，却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以孔子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则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刘安在《淮南子》中就此总结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Four〗、历代以来，凡想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其在位时都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强国富民。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立即减轻田租、豁免徭役、复员士兵、释放奴婢、鼓励生育、与民休息。汉武帝时又大兴水利、移民屯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唐朝初年，唐太宗、唐玄宗积极发展经济，开辟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使经济达到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Five〗、富民离不开利民、惠民，要让经济繁荣的成果惠及百姓生活。西汉初年一直实行“十五税一”的低税率，后来更降为“三十税一”，唐朝初年强调税收政策的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广大百姓的负担。清朝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其间五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赋税。
〖Six〗、“以民为本”几乎成为中国历代以来统治者治理国家共同坚守的基本指导思想，除了富民、利民、惠民，还强调顺民、敬民、护民、恤民。虽然很多时候其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借此来巩固帝王的统治地位，但相关思想和国家治理理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Seven〗、在先秦诸子**中，儒家、法家更专注治国之道的探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国思想，其中儒家更强调民意，而法家更强调效率。
〖Eight〗、儒家强调仁政，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孔子提出了天命观，主张“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孟子对其进行了发展，认为民心即代表天意，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以民心而察天意”。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对其改变和塑造。梁启超评价：“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在治国理政中，儒家主张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来稳定社会，主张为政者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引导民众建立思想道德规范，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同时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体恤民情、善待百姓。
〖Nine〗、儒家治国思想中有浓烈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强调个人的修为和人的自觉，也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但是，儒家治国思想中也存在理想化的一面，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设和“礼”的约束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中的所有问题，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时，德治、礼法在效能上往往显得不足，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加以改造。
〖Ten〗、法家对儒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强调仁、德、礼的儒家不同，法家强调法、术、势，强调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商鞅提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所谓“势”，指的是一种力量，是权势和威势，强化“势”就是更注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效率。韩非子说“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他认为用忠顺孝悌之道治理国家效果并不好，主张必须用“法”，提出“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1〖One〗、战国中后期，李悝、吴起、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分别在魏国、楚国和秦国实施变法，除强调法治外，他们还提出废除井田、重农轻商、实施耕战、奖励军功等改革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在战国诸雄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了天下，显示出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效力。但是，秦朝建立后又很快灭亡了，其速亡的教训也引发了人们对严刑峻法能否带来长治久安的反思。
1〖Two〗、汉朝建立后一度实行“黄老之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但在具体治国方略中，汉武帝也借鉴了法家的许多主张，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等。到了东汉末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国家陷入战乱，儒家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曹操在治政方面“揽申、商之法术”“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法家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在此之后，历代治政者对儒家和法家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唐朝重儒家，但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宋朝时，儒家地位进一步上升，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更偏重于法家。
1〖Three〗、隋唐以后，治国思想越来越呈现出儒法互补的局面，有人称之为“王霸杂之”，有人将其总结为“外儒内法”，这种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是将尊顺民心民意与追求治国效能有机的统一，通过二者的深度融合互补，使法家的法治成为儒家善政的制度保障，使儒家的德治成为法家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从而避免了只强调其中一项所带来的偏差。
1〖Four〗、中国有广阔的地域空间，除了思想、文化、制度层面有很大的整合和治理的难度外，单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也极为不易。古代交通、通信手段原始落后，因技术原因而导致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克服庞大国家的治理困难，中国历代王朝探索出许多有效的措施，独特的乡村治理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1〖Five〗、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的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乡村是血缘宗亲与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共同体，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来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1〖Six〗、古代的乡绅来源很广泛，既有卸任回乡的官员和暂居乡里的官僚，也有无官无名但在地方上素有威望的乡里领袖、宗族长老，他们不入官职品级，但在协调上下关系、维持地方安定、化解矛盾冲突方面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Seven〗、从秦朝到唐朝以前，中国乡村普遍实行“乡亭制”，乡亭人员虽属官派，但利用民间力量的协助是其不可或缺的治理途径。唐朝设立里正，乡一级组织虽然还在，但里正发挥的作用更大。宋朝以后“保甲制”开始施行，保甲、乡里并存，但乡里的作用越来越弱化，保长、里正等乡村本土人士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农民之间产生矛盾往往不是去官府诉讼，而是依靠本地有名望的乡绅调解。基于这种特点，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1〖Eight〗、依靠乡绅治理乡村，不仅可以强化宗族观念和儒家思想，从而凝聚乡村力量、维护乡村秩序，而且可以减轻治理成本、解决广大基层难以治理的技术难题。从秦汉建立三公九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各代的管理体制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官员的人数却总体上保持着较低水平，清代学者刘献亭在《广阳杂记》中统计：“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虽然该统计未必完全精确，但大体反映了这些时期官员队伍的规模状况，上述数字肯定不包括服务在广大乡村的吏员和乡绅，否则总数恐怕会增加数倍、十数倍不止。
1〖Nine〗、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中国也屡屡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无论外敌的入侵还是内部浩劫，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20、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治理方面也如此，但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去看，那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模式也许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领先的，中国古代辉煌物质文明与璀璨文化基于此而产生，中华文明未曾中断、中国“大一统”王朝始终持续也得益于此，它是古代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
历史上最著名的黄河治理工程要属大禹治水。从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华夏先辈们基本采用的都是疏通为主，围堵为辅的策略，比如著名的大禹治水大于说采用的方法就是沿着低洼的地势动用大量人力开挖河道，让黄河沿着既定水道顺势进入大海。
好了，关于宋朝国家治理和简述宋代城市治理特点的原因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
